一
我在八月二十二日早晨从北京上了飞机。飞机就在空中与太阳竞赛，结果飞机赢了，太阳输了。在空中飞了十六个小时之后，到贝尔格莱德刚刚中午。
南斯拉夫作家协会的外事秘书叫波芭。长得很漂亮，也很能干，凡到过南斯拉夫的中国作家，尤其是男作家，回国后没有一个不说起她。所以没见面我就被灌了一耳朵关于波芭的好话甚至有点嫌人们对她赞美太多，怀疑男士们太容易动情。到贝尔格莱德机场，我看到一位三十来岁，亭亭玉立、薄施脂粉、落落大方的女性站在中国文化参赞身边，便晓得这就是她。果然，她就走了过来，伸出一只手……
“你就是波芭？”我不等她开口就抢着说：“关于你我知道太多了！”
“噢，你不会比她知道的更多。”说着她从身后拉过来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这就是我的女儿，她要见见你们，据说有些问题要和你们单独谈谈。”小姑娘一本正经地向我行了个屈膝礼。
波芭在几分钟之内，和所有人握过手，问过好，然后宣布马上去机场餐厅休息和吃饭，她说：“天还早，你们不必出机场了，休息一会儿就换乘另一架飞机去斯特鲁卡吧！”
小姑娘就跟着我。她拉来大使馆一位二秘当翻译，对我说：“我妈妈打算把我嫁给中国人。我跟你们打听一下，做中国人的妻子是不是很困难的事？听说你们喝茶是不放糖的，好像还不许养狗。”
我告诉她，不必担心。按照中国法律她至少还要过十年才能出嫁，那时说不定中国人喝茶就放糖了。也许还能养狗了。
“那就好了！”小姑娘说着叹了口气，“我妈妈说中国人很好。可她自己并不打算嫁中国人！”
“为什么要你嫁呢？”
“她跟柴参赞是好朋友：他们一起喝咖啡，柴参赞说他喜欢我，愿意叫我嫁给他儿子。妈妈就答应了，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真不像话！”
机场的餐厅是个长形的屋子。我们坐在靠墙的长条凳上，那里先就坐着一个戴眼镜的人在看书，波芭介绍说这是位希腊诗人，也要去斯特鲁卡的。大家握过手后诗人仍然低下头看他的书——他和我一样，既不懂塞尔维亚语，也不懂德语和英语。这儿连使馆的同志至少有七个人会说中文。说希腊语的就是他一个。他只好低头读自己的书，八成那书也是希腊文的。
这顿饭吃得很从容。一边吃一边谈访问日程。中间夹着问候互相熟悉的朋友。过了不久南联邦作协的秘书长伊万·伊凡尼夫妇也赶来了。他要和我们一道去斯特鲁卡。席间他告诉我，南斯拉夫最近出版了《中国当代诗歌选》的第二种语言译本——马其顿文本，夏天他们刚出了塞文的。在短短几个月中，他们出版了两种文字的译本，效率很高。我表示感谢。
我们谈了他们出版中国诗选的情况，照理我应当谈谈中国出版南斯拉夫诗集的情况。当初达成的协议是双方各出一本对方的诗选。现在南方出了我们的诗，我们却还没出南方的诗，看来好像我们失约了。但是且慢，这里还有隐情。
我说道：“你们知道，你们提供的稿件中有一部分可能会和我们别的选题重复，所以我们还没最后编写，这次来我还是要和你们商议的：一旦商定，我们会出得很快。”
伊凡尼友好地说：“会有时间商量的。”
波芭笑着挤挤眼说：“怕不只是选题重复的原因吧？”
“关于这部诗稿……”我正想借机阐述一下我的观点，她却把手一拍说：“不用向我解释，会有人请你解释的。我的职责是让你在南斯拉夫过得舒适、愉快。等你们从马其顿回来请你们到我家去喝咖啡，我煮的咖啡比这里的好多了。”
说完她替我斟满了一杯啤酒，冲我一笑，笑得充满理解、同情和信任，于是我再不怪我们的男作家太容易动情了。反觉得她确实值得赞美。能干、美丽、友好。她多少使我松弛了一下心情，觉得我面对的问题可能还不那么糟。登上去斯特鲁卡的飞机后，我居然睡了一小觉。午夜十一点时到达斯特鲁卡。北京已是早晨七时，恰好离家整整一昼夜了。
二
我们迟到了一天，没赶上马其顿诗歌节的开幕式。睡了一觉醒来，已是二十三日，头一个节目是郊游、野餐，参观一个古教堂。
大队人马正出发的时候，来了位热心的同胞。这位同志久住南斯拉夫，塞尔维亚语不错，据说也会马其顿语。真会不会我说不清，但看得出他和马其顿的一个文人都挺熟、也很亲热，他很热情地问候了我，又热心地问关于《南斯拉夫诗集》出版的情况。我告诉他，他们选的这本是《南斯拉夫马其顿诗集》，其中他们选了数首诗人W的诗，这位诗人的诗在国际上很有影响，对他的艺术成就是没有争议的，但是他算哪个国家的人却大有分歧，这有点像中国的孟姜女的故事。两家邻居，一墙为界。突然从墙根底下长出一棵葫芦来。藤蔓在孟家院中生长，长到墙头又向姜家伸延过去，在姜家屋顶上结了个葫芦，葫芦成熟后剖开一看，里边有个漂亮的小姑娘。孟家说这姑娘应姓孟，属于孟家；姜家说这姑娘应姓姜，属于姜家。双方争执不下，村人也无法劝解，只好去告状。官老爷判为两家共有，小姑娘起名叫孟姜。但20世纪的国际争端是找不到一个官老爷来作判决的。作为双方的朋友的第三者也难以介入，只有劝他两家友好协商，他们自己没争出个结论之前，第三者不宜表态支持任何一方面，不然只会使矛盾复杂化。
这位同胞摇摇头，不以为然地走了。当头一瓢冷水，使我预感到麻烦之严重。便没有心情再去郊游。我告诉邹荻帆同志说身上不舒服，便一个人留了下来。
他们走后，我先用电热杯烧了点开水沏茶。喝足了茶，精神振奋了些，便一个人出去漫步。南斯拉夫的旅馆不备开水，但允许你自己用电热杯烧，使喝惯热茶的中国人还能对付。后来我到民主德国如法泡制，电热杯却叫柏林饭店给没收了。它既不备热水，又不许自己烧，迫着你光喝冰镇矿泉水。看来还是南斯拉夫的旅馆讲理。
斯特鲁卡市南边临奥赫里特湖，旅馆就在湖边，打开窗子能听到涛声。看到青年们在湖边游泳和接吻。这湖朝北开了个口，就流出一道湍湍的小河来，河水和湖水都出奇的清，出奇的蓝，出奇的干净——没有一片草叶、一根树枝，人和鱼潜游在水下，岸边的人看得很清楚。河上架着两道桥，桥很平常，既不宽大也没有建筑艺术，装饰艺术上的特色可是挺出名。因为每年诗歌节时都在河岸开朗诵会，各国诗人都在桥上朗诵自己的诗，观众就散在河两岸欣赏，在这桥上还颁布“金环奖”：也是一项国际荣誉。
我出了旅馆，先走到湖边，湖边是砂砾地，砂砾呈黑色，不像海边黄色的砂滩。因为天还早，人不多。先碰到一个老太太，一个人坐在石凳上，手里拿着半张旧报纸坐在那儿发呆。我怕打扰她就悄悄从她身后走过。走到有几棵杉树的地方，拉开架子打太极拳。刚打了个起势，一男一女两个青年拥抱着走了过来。一边走一边轻轻说笑，走到距我不远处的另一石凳上坐了下来，我想他们是要亲热一下。我在这儿不动，他们觉得不方便，定会自己离去，就还继续打我的太极拳，并且不断用眼角扫他们，谁知他们并没有走的意思，一边用眼角看着我一边抱得更紧。中国人虽然自古以来就会与异性拥抱，但还不大习惯看别人拥抱。我觉着挺别扭，只好收了拳，匆匆离去，走到他们身边时，两个人松开手，冲我笑着点点头说：“功夫？中国？”
我连忙点头说：“对，中国。”
“少林？李连杰？OK！”
他们俩绝对友好地向我伸过手来，我一一握手，这时女的从背包中拿出一个小画册给我看，原来是一本电影《少林寺》的说明书。
也许他们是打定主意一边拥抱一边欣赏我的“功夫”的，我笑一笑，赶紧告辞了。我沿河往下游走（斯特鲁卡这条河是由南往北流的）。过了那以诗闻名的桥，走进市区，这里很安静，住房精巧，清洁，多半是两层小楼带一小片花园。有大丽花、波斯菊和鸡冠花，最多的，是玫瑰，几乎家家都有，没有空地的也要在阳台上、窗台上放几盆。花盆并不讲究，像北京人一样也有用旧饼干桶、旧脸盆养花的。几乎每栋房子都有一个阳台，阳台上都放着一张小桌。我以为是南斯拉夫人在阳台上吃饭用的。
走到商业街，街并不长，但商店很排场。按人口说这里只相当中国一个镇，若按中国镇的市场来衡量，这里商品应该算很丰富，而且高档货颇多，按人民币折合，这里的衣服便宜，皮鞋则贵得出奇。我去一个服装商店参观，流连的时间长了一点，发现我身后慢慢围上来几个人注意观察我，而且都是女性，在中国从没有被女士们重视过，我觉得颇荣幸，就向她们微笑、点头，几位女士都笑了，问我：“基那？（中国）”我说：“也斯！”她们再问，我听不懂了，终于一位十分漂亮的女士走近来用手指指我毛衣上的花说：“基那？左得……”
我这才明白她们是在欣赏我的毛衣！似乎问我到哪里能买到！我只好用手比划“北京、也斯基，尤格斯拉夫，涅特。”中文加英文加俄文，她们都听不懂，一致叹气表示遗撼，我点头往外走，她们热情地送我到门口——原来这几位全是店员，我决定下次再出来时穿件外衣把毛衣遮住，不然总引人注意，而我又不能回答，有点自找麻烦，虽然义务为中国商品作广告也是爱国的表现。
回到旅馆才想起来，只有我一个人留在旅馆别人全去野餐，我中饭怎么吃法呢？便又跑到街上面包铺买了一块牛肉饼，其作法与我在兰州吃的一种非常相像，味道也差不多，价钱便宜。这种肉饼在以后的宴会上却再也没见到过，非常可惜。
三
这天晚上，举行了“中国诗歌之夜”。会场设在河边一个现代派造型的剧场里。台上挂着二道幕，白色幕布上涂上，也许是洒上或甩上去各种颜色，相当好看，就是有点乱的慌。幕布前边放了一排椅子，所有的中国人和要在这会上朗诵的演员全面对观众坐在椅子上，演员们用马基顿语朗诵郭沫若、艾青、田间、臧克家、严辰、萧三、邵燕祥、公刘、李瑛等人的诗。到会的中国人，邹荻帆、张志民、刘绍棠和我，各朗诵两首中文诗，由翻译事先把译稿读一遍。
邹荻帆和张志民的诗，全是从南斯拉夫出的中国诗集中选出来的，已有译文。只有我和刘绍棠是专为这诗歌晚会现写的，现由大会雇用的翻译在我朗诵前由他口译一下。
我年轻时也写过诗，但从未被人们看上眼，我也明白自己诗才有限便以停写来藏拙。这次我写了两首与邹荻帆、张志民的诗一块朗诵，实在是打鸭子上架，为了不至出丑只得从表演上去找补。我上台演过戏，胆大皮厚，便把那诗分成高高低低的音调，快快慢慢的节奏，再配合上举手、昂头、作苦脸之类的动作。这样全武行地一闹果然剧场效果大增，为我鼓掌的人显然比给两位正式诗人鼓掌还用劲，两位诗人无可奈何。整个晚会都是在热烈友好气氛中度过的。马其顿姑娘们向每一个朗诵诗歌的人都献了花。原来传说只有现代派和朦胧诗才会受欢迎。事实证明并非如此。现实主义的诗，读到精彩的句子时人们也鼓掌。
我们的诗受到欢迎，自然和翻译的成功分不开，为我们口译的大会雇来的翻译是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在北京学了几年汉语，学了一口流利的北京话，又娶了一个广东知青作妻子。他的汉语水平和聪明看来满够用。诗大概是译得不错的。但他也学了一身北京某些青年的那股吊儿郎当的油气。他没参加任何单位，只在作自由的职业翻译。
可他又和中国人挺友好。让他陪着买东西，决不会吃亏。他对中国的感情发自内心，很自然。
诗歌晚会散场后，马其顿对外联络委员会和文学界宴请中国代表团，这在大会是例外的待遇。其他代表团都由一个统一的欢迎派对招待。出席宴会的虽然只限于南中两国的人员，可人数很多，外交界首脑，各共和国作协**，大会主持人，全到了。宴全设在珍珠饭店的二楼大阳台上。下边露天酒吧正在跳交谊舞和民族舞，歌声笑声不绝于耳，俯身一看灯光闪耀、色彩缤纷，充满了快乐气氛。但这里跳舞的多半是30岁以上的人，没有太年轻的。地下室还有个迪斯科舞会，年轻人都上那儿去。一位作家领我到地下室看看。那里更热烈、更活泼。喊呀、鼓掌、跺脚应有尽有。有成对跳的，有单人跳的。单人独跳，自得其乐的人更为多些，我问领我来的那位作家：“你不跳吗？”他说他这年纪混在年轻人中未免有点惭愧了。其实他才四十来岁。我们***同志60岁还带头跳迪斯科呢，从这点看中国人自有走得远的地方。我当真认为宾雁的青年气概是十分可贵的。
宴会前一半连谈连吃很轻松、很友好，谈到中间，有人提出中间出版南斯拉夫诗集的话题来了，空气骤然紧张。诗稿的编辑者马基顿作协**杜多罗夫斯基、马其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马特夫斯基、塞尔维亚作协**布拉可维奇都发了言。据说今天郊游时他们知道了这本诗碰到困难。他们表示，如果是出于印刷、发行等技术上的原因可以理解，如果别的原因就很遗憾。马其顿人很难想象在他们的诗集里可以没有那位诗人的诗……他们措词、口吻不一，但观点一致、态度一致。每个人都谈得很长，我认真地听着，饭吃到午夜，快散了，他们想听听我有什么看法。我说：“感谢大家坦率，热情的发言，我相信凭我们的友谊，我们总会找到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办法来使诗集早日出版，今天晚了，明天再说。”
这天晚上回来，有人对我发出忠告。说我为这诗集作的考虑是多余的，应当按南方提供的书稿原样出版。另外方面如果也要求出本W诗人的书，也照出。叫他们去吵好了。中国作家不用管这些闲事。不必自找麻烦。
我很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和勇敢，但谢绝了他的独到建议。我觉得那不符合我们中国人交友之道，中国交友讲究与人为善，息事宁人。
四
从二十五日开始，我们就进入了“全方位活动状态”。
二十四日这天上午大会讨论。题目是“诗的城市化与大自然”。主人为了尊重中国，请张志民首先发言。在这同时，马其顿电视台便来采访全团，挨个儿提问和录像。中午大会主持人路恩斯塔罗伐又设便宴招待我们。
晚上，全体与会者到奥赫里德市参加金环奖的授奖仪式。
奥赫里德距斯特鲁卡也就十多二十公里，是个傍山沿海的小市镇，镇上大部分还是二次大战前不久建的二三层老式房屋，街灯也还是铁框方形玻璃风灯，放眼望去，充满传统的欧洲小镇的浓烈气息。沿着石板路走进灯光暗淡、曲曲折折、高低起伏的小巷，便听到拱形窗口传来的管风琴声，会场在一个中世纪留下的小教堂内，教堂墙上的壁画已经斑驳，地上的石板也坑坑洼洼，但他们就维持住这个古老模样。该用胶护住的护住，该用石块填补的填补，既没有发生像我们*****中那种“除四旧”式的毁灭，也没有遭到“整旧如新”式的破坏，保留了它原有的风貌。
这晚上得奖的是希腊诗人简勒斯·里兹索斯。他大约有七十多岁了吧，穿一身浅米黄西装，说话轻声细语，风度高雅优美，是个典型的欧洲绅士式的诗人。但人们告诉我他却是著名的共产党员，九次坐牢而坚持信仰马克思主义。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的故乡，欧洲人并不把傻大黑粗看作是共产党员的必备条件。我们这儿一度把一切与文化教育有关的东西全视作与革命品格誓不两立，非把它改造得一点不剩才好。这想法到底是从什么时候、怎样产生出来的，颇值得历史学家去考证一番。我从照片上看，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还是白领黑领结，仪表整洁，并不敞胸露怀胡子拉茬。
回来时已是午夜，看到各家住宅阳台上或院子里，都还有人坐着悠闲地边饮啤酒边闲谈。此后我在斯科普里、贝尔格莱德，见到几乎所有的露天酒吧都座无虚席，人们手捧大号的啤酒杯连玩带笑，高兴了还唱几句，不唱到后半夜两点不会散。我这才明白各家阳台上的小桌不是为吃饭预备的。
上边说的日程，是公共的日程，而在公共日程之外，我成了一个被说服、被劝导、被责问、很可能还是被诅咒的对象，轮番的被邀请“个别地谈一谈”“友好地谈一谈”“坦率地谈一谈”“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和“不妨尖锐地谈一谈”。这些谈话是不轻松的，但决不是不友好的和没益处的。从这些谈话里，我看到南斯拉夫人爱国的热忱，民族自尊心。既看重友谊更看重原则。各加盟共和国，各族作家的团结一心，使我更敬佩与热爱他们了，我感觉到每个作家都对中国充满友好感情，有几位朋友，十分顾大局，通情达理。既坚持他们的观点又体谅我们的处境，使我由衷地感谢他们。从谈话中使我确切了解了他们的观点，对我很有教益。
然而，谈判并没达成协议，这使我连觉都睡不踏实了。
五
二十五日这一天是诗歌节的高潮，也是我们的活动高潮。这天上午马其顿共和国总理德斯塔夫雷夫同志单独接见中国代表团，接见的地点在斯特鲁卡郊外依山临湖、雪松丛中的别墅里。陪同总理接见是诗歌节负责人斯瑞佐夫斯基和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马特夫斯基。总理赞扬了中南两国作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当然，也关心地问起马其顿诗选的出版情况。显然他对整个情况非常了解。他表明了他的立场，他是持南斯拉夫作家的观点的；但也能体谅我们的观点。并说明中南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绝不会因这具体事件所影响。我表示感谢，因见总理满头白发，又听说他明年即将担任全联邦总理我便说：“在革命的道路上，总理是前辈，很感谢您对我工作的谅解与支持。”会见出来后，一位了解情况的同志对我说：“你老兄几天来大体还应付住了局面，今天可出了笑话，一个外交笑话！”我惊问：“怎么啦，我说错什么话了吗？”那同志说：德斯塔夫雷夫比你小几岁，你居然称人家前辈岂不失言？我听后十分惭愧，后悔没把情况先调查清楚，不过天晓得，谁会想起接见之前要打听人家的年纪呢？应该记住的教训是，万不可用衡量亚洲人年龄的眼光去衡量欧洲人。
从总理别墅回到旅店，已经到了开记者招待会的时间，来不及回房间休息整理，就直接进了会场，出席的人很多，提问题很踊跃，头一个问题就是：“听说中国在编辑出版马其顿诗选进程中碰到了困难，您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
我说：“从广义来说，任何工作过程都是克服困难的过程。编辑部的任务就是克服编辑工作中的各种困难，您把这还当成新闻吗？”
座席中发出赞同声，这时一位女记者问“中国是否还有女权问题？”我说：“有，在个别农村或偏僻地区，还有明显的歧视、压迫妇女甚至买卖婚姻存在。但在文艺界似乎相反，女性作家和艺术家的能量大于男性，成功率与知名度也大于男性，我们同事多是女强人。在不少知识分子家庭中好像存在提高男性地位的问题，那里是女性当权的世界。”
有几位男记者不仅鼓掌，而且大声喊：“完全同意，我们这儿也这样。”
提问的女记者又问：“那为什么你们代表团里没有女作家？”
我说：“她们来了还有我的发言机会吗？”
会场上一片又一片大笑，空气轻松下来了，这以后就一帆风顺，一直把招待会开完，交谈始终在愉快的气氛中。
晚上是传统的河上诗歌晚会。那座桥被装扮得花团锦簇，放了几排椅子。凡准备朗诵诗的人，全在桥上落坐。其余的人和当地市民一起自由去找立足处。河边几十根旗杆，挂满了各与会国的国旗。我们在一个广场前边找到五星红旗，非常亲切，站在它下边照了相，然后沿着河边漫步。河两岸树上挂满彩灯彩纸，附近建筑物上悬起了标语，天空升起两大群气球拖着的标语；在标语和彩灯之间，是扬声器，来欣赏诗歌朗诵的人随便地在河两岸站着，坐着，溜达着，或三五成群，或只身独处。铜管乐队演奏了几支曲子后，“通通通”几声巨响，天上闪亮起焰火，**宣布大会开始，那希腊诗人昨天虽已在教堂领了奖状，今天仍要举行一次授奖仪式，然后就由各国诗人朗诵自己的诗，有用英语的、法语的、希腊语的，张志民和邹荻帆自然是用中文。中文诗有人翻译，别的诗大都没人翻译，但人们听也鼓掌，不知他们是真听懂了还是出于礼貌。朗诵的人和听的人都很高兴，这是无疑的。想一想中东，看一看柬埔寨，翻翻报纸上那些关于战争、阴谋、侵略、流血的消息，你会知道成千上万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国度、不同信仰的人在一个五彩缤纷的天空下，度过一个充满友谊、尊重、信任和善意的夜晚，是多么可贵，多么有价值。为这个夜晚，应当谢谢南斯拉夫人民。
六
二十六日，参加诗歌节的全班人马离开了斯特鲁卡，到马其顿首府斯科普里。
在这里我们要停留三天，第一天晚上举行国际诗歌晚会也就是把斯特鲁卡桥上的节目在这里向首府的诗歌爱好者重演一次。第二天参加翻译工作会议。在这个会上要为九位文学翻译家颁奖，其中有中国小说《子夜》的译者维拉同志。维拉被马其顿电视台请去当特邀编辑，曾到斯特鲁卡采访过我们和我们相处得很有感情，这个女同志苦学苦干，全力以赴从事汉文学研究，当年我国政府领导人访南，她曾为铁托同志当过翻译，她今年还刚三十多岁，已作出许多成就，人却谦虚得很。她受奖，我们从心里高兴。第三天则要举行两次中国诗歌朗诵会。上午在奥赫斯化纤纺织厂为工人们朗诵，晚上在1919文化中心，为首府文化界和文学爱好者朗诵。
二十六日这场晚会，在“炮弹旅社”举行。这是中世纪留下的一座建筑，是土耳其人侵入马其顿时的遗物。好像是马其顿人赶走土耳其人后发现他们扔下许多炮弹，便用炮弹代替砖瓦盖了这么座旅馆，旅馆却又保持了一些土耳其建筑风格。我们在电影上见到这种样式的旅馆，一个方形大院子，三面却是带走廊的二层楼，楼上住人楼下喂马，院子里可以停放马车，可以举行宴会，也可以用来决斗。开大门那面墙上筑成雉堞，并且大门两侧还各有一个尖塔，使这旅馆兼有堡垒的作用，朗诵会就在院中石板地上举行。因为旅馆已成为文物，房屋不准使用，只准使用院子了。
从我们住的旅馆到炮弹旅馆，有两华里，要过一座桥后穿过两条古老的小巷。我们赴会时，是下午，看到这两条巷子虽有几家小店开业，但没几个行人和顾客，散会后是夜晚了，两条巷子都变成了闹市，路边冒出许多酒店来，每个店都挤满了人，有的店里跳舞，有的店里放录像。而沿着墙根摆满藤桌藤椅，更多的人们坐在那儿一边呷啤酒一边唱歌。一些吉普赛人或是支了火炉烤玉米、或是顶个大篮子叫卖肉饼、水果。青年男女就在酒桌的空当间追逐嬉笑，或是挤在路灯下拥抱，还有些半大不小的孩子，成群结队地叫喊着横冲直撞，摆出副***保卫塞拉热窝的作派来……
因为巷子窄，两边又被露天酒吧占去了地方，我们这一群只好鱼贯而行，一列前进，这么多外国人在他们中间挤条路出去，显然给喝酒的人和闲逛的人带来挺大乐趣。他们就冲着我们举杯、问讯、一叫喊，甚至吹哨，人人都招手，人人都笑哈哈，使我又一次想到和平与友谊在人类生活中的价值。
二十七日参加翻译会议，是在距斯科普里数十公里的另一个城市托特甫。这个会本身无非是讲话、发奖、鼓掌、照相，没特别可记述处，那会外活动倒有两件很有特色。一是我们去参观一个古教堂时，恰逢某位圣者的祭日。教堂广场上有集市，许多吉普赛人的大篷车在那里组成的临时市场。卖的杂物，卖货的方式都还保存吉普赛人流动商队的特色，唯有一点不同的是这些大篷货车不是用马拉而是用小汽车、小卡车拖着走，美丽的吉普赛女郎和老人也不骑驴或步行，而多半乘小卧车骑摩托了。这种景象是在亚洲诸国很难看到的。另一件是我们当夜的住处，距托特甫很远，汽车在山上爬了有两个来小时，通知大家上边不通车要大家下车自己步行，这时天已全黑，山上没有路灯，下着雨，风又很强劲，本来在山下还是夏季气候，却骤然进入了深秋，冻得人人发抖，个个磕牙，山路又陡又滑，不时有人跌倒，谁也弄不清为什么东道主要把这群外国人弄到这儿来。大家拼命奋斗，终爬上山顶，看到有家山间旅馆，立刻欢呼而入。里边却装饰得古朴舒适，光亮温暖。这晚大家聚在用橡木做成墙壁、桌椅、地板的饭厅内一边唱歌跳民间舞、一边开怀畅饮，一边畅叙友情，直闹到半夜两三点才睡，竟比在大城市现代化宾馆中过得有趣和谐，大家才体会到主人的良苦用心，拍手称绝。
二十八日两场中国诗歌朗诵会，内容是相同的。除我们自己朗诵，大会还请了电视台两位红星参加朗诵唐诗和艾青、李瑛、公刘等人的诗，那位男演员很有风度，声音浑厚。女演员表情细腻，风趣活泼，可惜就像他们记不住我们的名字一样，我也记不住他们的名字。尽管如此到晚上全成熟人了。
在“1919文化中心”举行的中国诗歌朗诵会是晚上五时开始。开始前，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主任马特夫斯基表示，希望和我单独谈十分钟。我们谈得很诚恳，互相充满了信任，诗歌晚会之后，马其顿作协**扎多罗夫斯基为我们举行了最丰盛的送行宴。那两位演员也参加，女演员跟刘绍棠学了一句中文“我爱你们！”她就举着酒，反复说：“我爱你们！”人们也就跟她学着说，后来，随着饮进肚中的酒液增加，她就把“们”丢掉了！不断地对刘绍棠、对我、对所有的人说：“我爱你！”于是桌上的也就跟她一起丢掉了最后一个字，互相拍着肩膀，碰着酒杯说：“我爱你！”当我指出这一字之差时大家哄然大笑，就在这笑声中互相吻别，叮咛永远为中南两国的友谊而努力。第二天我们离开马其顿回到贝尔格莱德，在贝尔格莱德，作协秘书长伊万·伊凡尼同志请我郊游，路上他问我在马其顿的一周的感受如何？
我说我们结识了朋友，加深了了解。所以尽管在一件具体事务上还没取得成果，我们在总体事务上却取得了综合性的极大成果。两国作家间的友谊，使我对解决悬而未决的事务充满了信心。
他说：“我也这么相信，我会与你合作。”
我们的乐观精神后来被证明是对的。不久之后南斯拉夫作家团来北京访问。在团长、联邦作协**茨洛贝兹和扎多罗夫斯基等同志的真诚合作与谅解之下，我们找到了出路。诗集进厂付印了。
1986年元旦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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